退學的時候,洪峰原本是想去追求一種與眾不同的生活。
才在大學讀了兩年,他就厭倦了。在大連海事大學讀航海技術專業(yè)時,他幾乎一眼就看得見自己以后的日子。那是一種被安排好的生活:在國際航線往返,從水手、三副、二副、大副,最終做到船長。
多數時間,他將與纜繩和水鳥做伴,站在甲板上看落日在海水中折射出黃昏的波瀾。但這個年輕人覺得:“那是一種看起來挺男人,其實卻沒有一點想象余地的生活!
就連在校園里,他做的事情也與專業(yè)沒有一點關系。作為文學社的小組長、團委報紙的編輯,他整日躲在圖書館里看詩集,并且連續(xù)幾門功課不及格。
熬到大二那年,沒有和老師、父母、同學說一個字,他只留下了一張字條,“我實在不適應這個學校,我得自己去尋條活路了!比缓,洪峰悄悄離開學校,除了簡單的生活用品,他的背包里只塞了一本杰克·凱魯亞克的《在路上》。
起初的生活充滿幻想。因為被北京大學的詩歌節(jié)吸引,洪峰來到北京,并為了維持生計,走進了餐館打工。
最開始,他做服務員,但沒過多久,領班就提出,“你還是去后堂洗盤子吧!彼@才知道,盡管“端盤子”不需要學歷,卻需要一條干凈的褲子。而他那條僅有的卡其色牛仔褲已經臟到了影響飯店“衛(wèi)生標準”的程度。
因為沒錢買新褲子,他只好和大媽們一起蹲在水槽前洗一個月的盤子。
“打工,旅行,再打工,再旅行”——這就是他當時的生活狀態(tài)。他甚至還有股文藝青年的執(zhí)著勁,計劃著要一個人徒步走遍整個中國。他給自己起了一個英文名“Roma”,就是流浪漢的意思。
這樣游蕩的日子過了兩年,他才開始有勇氣面對退學的自己。這個追求獨特的青年,開始嘗試過“正常生活”。
他的第一項事業(yè),是利用當網管時自學的編程知識,創(chuàng)造了“中國退學網”,并積聚了一大幫退學的人,他們互相稱為“退友”。
現在,這個網站已經有了17000多名會員。很多人希望退學網“應該對推動中國教育改革起作用”。但他卻已經沒有了當年的沖動。這個過來人宣稱,自己只是給“退友”提供一些過來人的經驗,而不是標榜“退學成功論”。
事實上,這個與韓寒一起被冠以“中國教育制度的外逃者”稱謂的小伙子發(fā)現,當最初的浪漫開始散去,退學后的他,還是希望過一種更有價值的生活。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。他在退學網結識的“退友們”,一開始往往很激進,但“大家年齡大一點后,就會覺得退學是件很無聊的事情”。
那些曾經熱心的退友開始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創(chuàng)業(yè)或打工。而他自己也開始向“正軌”靠攏。這一次,他選擇事業(yè)的標準不再是特立獨行。因為從退學生活中收獲良多,他決心重新回到教育這一行。
他心中的教育圣殿,是魏瑪王朝時期的包豪斯學院。他決心把“從最基本的動手能力開始”的理念激活。兩年前,他帶著這樣野心勃勃的計劃,來到北京一所民辦高校,希望“把一些退學的學生送到這個學校里,用我的教育理念去教育他們,做一個教育實驗”。
學校的校長立即接納了他。不過照他的話說,自己“實驗”沒做成,反倒被“收編”了。與之前設想的不同,他被分配負責該學校的品牌推廣項目。他成為一名普通的老師,過起一種朝九晚五的“靠譜”生活,把自己的第一目的定為“拿一份固定工資”。
他閉口不談自己過去的經歷。每天,曾經的叛逆者會穿上西裝,打好領帶,按時來上班。過去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唯一痕跡是他的發(fā)型。他留了個美國民謠歌手鮑勃·迪倫的爆炸頭。
但他的大部分學生根本不知道誰是鮑勃·迪倫。他們看著這個看上去有點怪的老師,經常能聯想到另一個人:“嗨!愛因斯坦!”